但是，执政党的文献对相关问题可做较详细的理论阐述，故无法回避对中立的论述，如果回避，就表明它并不赞成审判或司法中立。
同样重要的是，相关的经文是以书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收信人是教会与信徒，而不是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归正宗也即改革宗，也即人们常说的加尔文宗。
也许托克维尔本人面临着他所在的信仰社群（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民族宗教的国家）的一个困境，也即当下中国常常遭遇的一个悲凉境遇，即政治正确：如果在一个自由派人士主导的聚会中发表批评自由主义和某个自由派老人的观点，无论批评者多么深刻且富有哲理，都无从避免招致一群浅薄的、也许还别有用心的人物群起而攻之。这样截然分开的结果是，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原则也就呼之欲出了，现代分权原则（一般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更是相应诞生。②组织越大，核心离群众越远，领导人产生方法越不民主，领导人越来越执著于权力。至于道德律和民事律，例如落实摩西十诫的那些关乎公共秩序的律法，在中世纪部分转化为了教会法体系。而对公民权利的列举是开放的，权利转让是有限的，公民具有大量的保留权利，除非法律明确禁止，权利的行使不能被政府取消。
梅兰希顿反复强调先前所有的法律文明，如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罗马文明和克里特文明对建构一个反暴政的秩序的正面意义。不过，区别于路德神学的是，梅兰希顿同时还坚持，实在法的有效性要受到《圣经》所启示并已刻在人心上的自然法的限制，最迟不超过1555年，他就加入到那些承认人们有权基于自然法反抗暴政的人士当中。行政立法本身（不仅仅是地方行政规范，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在内）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缺乏民主性的缺陷，因而具有侵犯公民自由的危险倾向。
法律帝国是个纵横有序的规则与价值体系。所以本文认为，由上级机关在对地方行政规范责任者追究责任时，对责任单位、主管责任人以及其他责任人员予以一并追究更为合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尚无上位法规定而现实生活又需要予以调整的，只要是在职权范围内的当然也可制定地方行政规范予以调整。有些地方或部门领导不是为了更加合法有效履行行政职责、而是出于地方或部门或小集团的私利，还有的则是为个人编织泡沫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以制定比别人更多的地方行政规范换取重视法治的美名。
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追究主体稍微复杂些：从现行的人事管理体制上说，似乎是对于责任机关及主管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由其上级机关——所属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进行。[⑥] 对此，有人认为：公民参与立法作为一项制度，或者是一个新的立法阶段，其评价标准不应当是实体意义，而应当是程序意义、制度意义。
所以强调地方行政规范和谐一致的制定原则，对扭转我国目前的地方行政规范的混乱状况，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此等关于良法标准的说法见李龙主编：《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导论）及第71页以下。在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中，诸如单位受贿罪之类的犯罪并非不可能存在。在前不久出现的禁令满天飞现象中，与此相类的的禁令绝不仅仅是极少数。
按照刑法第30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是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这需要对国家赔偿法予以修改，即不应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造成损害的行政赔偿，而应将行政赔偿的范围扩及不良地方行政规范对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损害。这就需要对我国目前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上责任阙如或不足的现状加以检讨，尽快建立或健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的责任追究制度。比如，追究刑事责任的自然是司法机关，更为确切的说是法院，因为只有法院才有权对犯罪人予以定罪处刑。
尽管由于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具有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临近性特点，往往不要求有像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定那样严格而复杂的程序，但在制定过程中让公民参与立法，注意听取、收集民意进而在行政规范中体现民意，则是最起码的要求。第二，良法应该体现古希腊人珍爱的自由。
体制合理性是良法的实体要件。不可否认，这些针对个人与个案的监督也许很有必要。
问题在于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或异议处理等方面的责任追究，首要责任必定是主管责任。而横的方面，同样要求相互和谐，尤其是同一地方、同一机关所制定的法。行政诉讼法对地方行政规范在行政中的作用没有规定，因此长期以来在法学理论上专家们极力主张（建议）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在审判实务上几乎是无视其存在的。据媒体报道，某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作出严禁中小学教师在辅导学生时猥亵、奸淫女学生之类的规定，遭到民众质疑。地方行政规范的责任追究程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凡上位法已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就不能就相同内容制定地方行政规范。
[③]前者是就法的实体内容和作用意义上来说的，可以将其概括为：反映民意、符合规律、体现正义、利于社会。权限原则是任何机关行使职权的所必须坚守的原则，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当然也不能例外。
对于总和或整体的规范性行政文件可以说是参照，即合法的才用，不合法的不用。至于责任人员为机关创收即将其犯罪所得归机关，这应该属于追缴犯罪所得之列，依法也不得视为对机关进行罚金的刑事处罚。
对其他责任人员则可由本机关或所属政府的监察部门予以追究。[⑤]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中注重效益，必须坚决杜绝那种不结合地方实际、不考虑管理需要而瞎制定、乱制定以及与上位法重复甚至抄袭上位法等违背地方行政规范制定宗旨甚至严重损害法律权威的不良（恶劣？。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并不主张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和予以罚金刑罚，当然也就认为在地方行政规范中所涉犯罪的主体，应当限于其责任人员而不应包括行政机关。可惜的是，法律在这方面往往只规定对违法的地方行政规范的处理，比如行政许可法第71条规定对违法设定行政许可的地方行政规范之责令改正、依法撤销，而没有对违法或胡乱制定地方行政规范的责任人予以追究责任的规定。[⑤] 本文并不一概反对严格管理公职人员的禁令，所反对的是其中无实际效益的重复法律、法规等形式主义禁令和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违法禁令。现在的地方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极为重视，并且有许多创新性的监督方式，比如对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评议甚至对个案的监督。
问题是对机关的罚金这种刑罚，所罚的是机关行使其职能保障的财政经费，势必影响其职能的发挥，这是一个方面。无论是谁，只要其违反了法定义务，就应当承当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责任的不可避免性。
这就决定着地方行政规范良法化必须是经常性、制度性的。对地方行政规范的社会监督，主要表现为媒体的监督和行政相对人的异议。
二是程序应当充分体现对被追究者的人性关怀。同时它还要求立体性的多管齐下、系统整治，比如真正树立大局为重、执政为民等理念、克服地方或部门私利观和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做表面文章的政绩观，等等。
这种缺陷与倾向在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中，如不特别留意进而加以克服，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和谐一致原则是法制统一立法原则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中的具体体现，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下位原则。因不良地方行政规范造成人民群众人身、财产等损失的，应当予以国家赔偿。希望能尽快出台追究不良制定之个人责任的法律或法规，填补现行法律的缺漏，并且予以坚决执行，使不良制定的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
这是一种使行政内部监督经常化的重要方式，对于保证地方行政规范持续良法化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现在主要是按照纲要的要求予以健全。刘武俊：为回应型立法喝彩，《人民法院报》2004年4月22日第7版。
不过，不论是适用还是参照，该解释已经肯定了行政诉讼中对地方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却是不应再有争议的。因此本文建议，追偿的责任追究机关应与上述行政机关内部的责任追究主体相同。
就全国范围来说，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监督乏力、缺位和错位。 三、责任追究 责任是是违反义务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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